当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写下那句著名的感伤诗句“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1)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1807—1882)，美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我流逝的青春》(MyLostYouth)于1855年5月发表在Putnam’sMonthlyMagazine(vol.6)上。时，无疑展示出一幅有关青春迷思的自由想象与浪漫情怀图景，足以勾起经历过青春期的人的遐思。人类对于“旧时光”的思念盛行，正如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及编剧朱天文在其电影主题书籍里所言“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才成为美好无匹”。[1]而“怀旧(nostalgia)”(2)怀旧(nostalgia)这个词语是瑞士医生侯佛(Johannes Hofer)1688年在一篇医学论文中杜撰出来的。他相信可以凭借“Nostalgia这个词的表现力来说明源于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因此，“怀旧”这一词来自医学，而不是来自诗歌或者政治学。第一批得这种病症的人中，有17世纪各种离乡的人——出国学习的热爱自由的学生，在法国和德国做仆人的人和在外国打仗的瑞士士兵。一词也从一开始病理性的专业术语，转变为如今的群体性社会现象及全球流行文化特色之一。

在21世纪，“怀旧”这一本该须臾过去的个体性短暂失调，变成了某种具有现代精神顽疾性的代际式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怀旧”的主体不仅局限于已“失去青春”的老龄化群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对的快节奏及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出于对“明天永远未知”的补救机制，个体往往以“回顾过去”的姿态以期达到心理上的有效逃避与发泄。在此“集体怀旧”的趋势下，俄裔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llana Boym)在其著作《怀旧的未来》中表明，虽然没有治疗怀旧的神奇方法，却可以提供一种能够阐明怀旧思绪和操纵人们某些机制的类型学总结：“在我看来，有两种怀旧限定一个人与过去、与想象中的群体、与家园、与自我感受的关系：修复型的和反思型的。”[2]55鉴于此，回归至本论题所侧重的“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出发立场，本文将以电影的流行性及市场化策略映照现实为契合点，从相对较早一批中国内陆“青春片”所运用新媒体和泛亚洲营销策略案例分析，从中洞察并总结其顺应、体现并运用这种怀旧趋势的具体方式，以应对如今仍旧活跃于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之热门青春影片创作方向的再梳理及策略启示。

一、青春类型主题彰显：保持成长，永远青春

在各种类型的电影中，青春片可能是最能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代表之一，与此同时，流行电影也易造成不同时代及环境下青少年的趋同行为模仿，对此，美国媒介素养专家康斯丁(David )曾在论文《电影对青少年性行为及性取向的呈现与影响：1930—1980》[3]中有所阐述。新传智库于2017年发布的《中国电影受众市场研究报告》，抽取36个城市200家影院的名观众，在年龄层面得出数据结论为中国观众平均年龄只有24岁[4]，可得结论：观众群体就宏观数据而言也仍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消费群，集中在90后这批刚从大学毕业或开始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人，这也是通常在中国每年5月至6月的“毕业季”之时，会有一系列青春类型电影上映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本国对于青春片的类型划分还不能算作经典故事类型之一，或许将这个类型隶属于“成长电影(coming-of-age film)”的范畴更为恰当，但就这个于近几年来说相对流行的电影主题而言，确实于叙事、主题、结构层面都存在一些范式套路。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曾经说过的名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也许可为此做注脚，“青春”一词从情感表述和行为上，天然与非理性和冒险故事密切相关；除此以外，怀旧认知和符号表征也常常在电影中借助道具、音乐、氛围、场景塑造等，以再造某种过去“原来的形象”或“旧场景”重新画出，以此为或修复、或反思型的怀旧机制引起观众共鸣。对90后如此庞大的中国内地观众群体来说，那个年代的独特物品会反复出现在此类青春电影之中，诸如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后成为20世纪90年代代表商品符号的“飞跃鞋”、老式传呼机、彩色塑料凉鞋、校园公共澡堂等，均成为引起这代人儿时或青春时期怀旧幻想机制的影像符号再编码。在此，特地择以当年创造票房及口碑神话的代表青春怀旧电影——由知名演员兼导演赵薇于2013年的电影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及陈可辛同年导演的《中国合伙人》做对照例子，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提出的“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的两种机制模式，来进行相关论题的具体分析及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