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预计2020年将增至2.55亿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升至28%(1)数据来自《“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张川川，陈斌开，2014)。相较于城镇，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完整性”使得老年父母难以随成年子女一同转移至城镇，从而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尚未健全、保障水平较低，传统的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私人转移支付是农村老人的重要经济来源(Lei et al.，2012)。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子女的转移支付可以显著改善父母的健康状况(Frank et al.，2009；Gerber and Torosyan，2013；王萍，李树茁，2011)。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流动性约束问题的背景下，子女的转移支付可以部分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支付条件，进而改善老人的身体健康。同时，转移支付亦是子辈孝心的一种体现，因而对改善老人的心理健康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现有研究多以父辈是否收到子辈的转移支付或转移支付的数量来刻画代际间的转移支付行为，且研究重点为转移支付规模(2)转移支付规模即转移支付的金额数量。的作用，鲜有研究探讨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对老人健康的影响。事实上，子女的转移支付按照时间是否大致固定可以分为定期转移支付和非定期转移支付，不同转移支付在稳定性上呈现不同的特点：非定期转移支付因为缺乏固定的支付时间，其稳定性较差，不属于老人可预期的收入；而定期转移支付由于时间大致固定，可视为老人的持久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个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其持久收入(3)持久收入是指有规律的稳定收入，是一种预期内得到的收入。。因此，在以子女养老为主的农村地区，子女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将与转移支付的规模共同影响老人的消费行为。值得关注的是，子女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稳定性对老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健康状况。然而，对于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稳定性影响老人健康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尚未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拟针对子女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稳定性影响老人健康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数据，首次从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稳定性特点出发，以转移支付对老人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子女转移支付对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由于子女的转移支付行为与老人的健康状况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选取多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以纠正潜在的估计偏误问题。同时，本文运用多个健康衡量指标，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确保估计结果的一致、有效。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并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和实证策略，第四部分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五部分给出实证结果，最后是简要结论。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代际间的私人转移支付问题，根据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下述三类：第一类研究集中探讨私人转移支付的动机及决定因素，较为广泛引用的两种动机为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在利他动机的驱使下，子代会主动关心父辈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对于低收入父母，子女会给予父母一定的经济支持(Barro，1974；Becker，1974)。而交换动机则认为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是为了日后获得父母的经济支持、父母的遗产以及对孙辈的照顾(Bernheim et al.，1985；Cox，1987，Wu and Li，2014)。第二类研究重点关注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出效应”。多数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显著地挤出了私人转移支付(Cox and Jiminez，1993；Schoeni，2002；Amuedo-Dorantes and Juarez，2015)，但仍有部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无显著影响，甚至存在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入效应”(Cox and Jakubson，1995；KüNemund and Rein，1999；Attias-Donfut and Wolff，2000)。第三类研究着重考察转移支付对家庭成员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例如，Frank et al.(2009)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移民的汇款可以显著提高流出地家庭成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Gerber and Torosyan(2013)以格鲁吉亚为例，同样发现私人转移支付显著增加了家庭预算和家庭总支出，对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国内学者多基于农村地区开展相关研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地区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子女的经济支持是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保障。诸多国内研究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在提高老人生活水平、改善健康状况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降低了老人的抑郁程度(张文娟，李树茁，2005；王萍，李树茁，2011；刘畅等，2017)。